财联社5月20日讯（编辑 潇湘）亚洲多个最脆弱的经济体眼下正面临日益加剧的压力，尽管伊朗战争引发的石油冲击对经济造成的打击不断加深，但这些国家的央行依然面临着收紧政策的压力。
随着中东局势紧张对消费者和企业造成双重打击，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已深陷资本外流和货币暴跌的困境。而过去一周，全球债券市场的动荡，又给它们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大幅飙升已推高美元汇率，降低了新兴市场资产的吸引力，从而加剧了亚洲的资本外流。这增加了偿还以美元计价债务的负担，并迫使各国央行在国内经济增长势必放缓的情况下，仍不得不加息以捍卫本国货币并提升本地债务的吸引力——这使不少亚洲决策者陷入了艰难的境地。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首席亚洲经济学家Frederic Neumann表示，“该地区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将面临更大压力，这让各国央行在是否出手以及如何应对飙升的通胀压力时，陷入了痛苦的两难抉择。形势可能会变得更加严峻。我们尚未走出困境。”
行情数据显示，高企的油价和通胀担忧已将全球政府债券收益率推至了多年未遇的高位，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二已攀升至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债收益率的飙升加剧了整个亚洲新兴市场的压力。除人民币外，自伊朗冲突以来，所有主要亚洲货币均出现贬值——其中菲律宾比索、印度卢比和印尼盾表现尤为疲软。
紧急加息依然治标难治本？
在上演了一轮轮密集的“口头干预”与“直接下场”以捍卫跌入历史谷底的印尼盾后，市场普遍预计，印尼央行将在本周三不得不祭出加息的大招。
“不过，即便如此也只能带来短暂的喘息，”凯投宏观新兴市场副首席经济学家Jason Tuvey表示。“要使货币站稳脚跟，当局最终必须摒弃之前的民粹主义和干预主义政策。”
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尤迪·萨德瓦周二表示，印尼政府正通过回购国债来稳定收益率、遏制资本外流。
印尼央行此前已通过买入长期债券、卖出短期票据的方式，吸引更多资金流入以支撑本币汇率。这类似于2022年推出的“扭转操作”——当时央行试图缓解新冠疫情后借贷成本的急剧上升。
(美元兑印尼盾汇率与印尼外储变化)
在菲律宾，交易员和经济学家们正越来越多地讨论，如果比索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加剧，央行是否可能会进行大幅加息或非例行性加息。为了阻断收益率的破坏性飙升，菲律宾政府甚至在周二的国债拍卖中，罕见地直接拒绝了所有的市场竞标。
相比之下，印度目前的防御手段则带有强烈的保护主义色彩：一边进行外汇干预，一边对大宗商品筑起高墙，黄金和白银的进口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厉管制。经济学家担忧，如果国际粮食价格也出现进一步失控，这种防御性的贸易壁垒可能会迅速向整个东南亚蔓延。
花旗集团由Samiran Chakraborty领导的经济学家团队表示，印度未来的政策选项可能包括更严格的资本管制——包括限制居民的海外直接投资，以及更严格的规定，要求出口商将外汇收入汇回国内。Chakraborty表示，未来一个月内出台此类措施的可能性“很高”，并补充称，尽管印度的外汇储备目前仍处于“合理”水平，但状况正在“逐渐恶化”。
形势可能急速恶化
对于亚洲新兴市场而言，真正的恐怖之处在于历史的“幽灵”或许从未远去——历史已无数次证明，一旦全球金融链条骤然收紧，市场信心的崩塌往往只在瞬息之间。
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包括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在内的国家正是因为被扯下了“无法填补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和“无力捍卫汇率”的虚弱底牌，导致国际投资者信心瞬间溃散。在短短几个月内，这些国家的货币惨遭血洗，外汇储备一夜蒸发，最终引爆了漫长的经济衰退、恶性通胀以及灾难性的政治动荡。
而2013年美联储释放缩减QE信号所引发的“缩减恐慌”(Taper Tantrum)，同样因美债收益率狂飙引发了新兴市场的资本大逃亡。在那场风暴中，印度、印尼和菲律宾正是受创最深的“脆弱三国”。
这一次，历史似乎依然有可能重演，尽管这一轮亚洲各国央行早已提前筑堤、加大了外汇干预的力度，但面对巨浪，其本币防线正摇摇欲坠。
澳新集团东南亚及印度首席经济学家Sanjay Mathur上周在一份报告中写道：“由于外汇储备已大幅减少，而能源价格带来的下行压力尚未消退，如此规模的外汇干预将越来越难以维持。”
澳新银行的经济学家预测，2026年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经常账户赤字将分别占GDP的1.9%和1.1%，菲律宾则将高达4%。
菲律宾是全球受能源短缺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目前还面临着政治动荡的压力。油价冲击已将菲律宾的GDP增速拖至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疫情期间除外）。通胀率也突破了7%，远超央行2%-4%的目标区间。
在印度尼西亚，现任政府的扩张性财政计划——包括其标志性的免费供餐项目——则已令本已担忧该国债务走势和主权评级前景的投资者感到不安。印度的莫迪政府虽然政治基础更为稳固，但也面临着多重压力：在油价可能加剧财政赤字并推高通胀的背景下，他仍需维持基础设施支出和福利支持。
野村控股首席经济学家Rob Subbaraman表示，“‘缩减恐慌’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在于，风险溢价可能急剧上升，看似充足的外汇储备也可能迅速耗尽。随着民众将生活成本上涨归咎于政府，不断加剧的生活成本压力可能导致当地局势日益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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